节能悖论

◎ 朱敏

   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，导致了节能而不减排、减排却不节能，甚而使节能减排深陷困局。

  为降低能源消耗，我们提倡节能；为减少环境污染，我们力推减排。随着政策将节能与减排这两方面贯穿起来，节能减排的社会语境很快形成。在中国，从未像今天这样，对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有如此强烈的愿望。

  在大多数人的认识和理解当中，并称“节减”的节能减排，就像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弟兄，既不会轩此轾彼，更不会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冲突，甚至于将节能和减排当作一回事。然而在现实情境中，节能了就必定会减排、或者减排了就当然会节能吗？

  实际上，在很多情况下，节能减排还会成为一个悖论：节能往往并不等于减排，减排也常常不等于节能。

  节能未必减排。举例而言，有很多企业为了节能，将环保设施停掉，显而易见，这无疑又会增加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。

  减排未必节能。比方说，电厂减排1吨二氧化硫，约需耗电100度到5000度，不同技术有不同的耗能指标。保守估计，每年如果减排1000万吨二氧化硫，则至少要消耗10亿到500亿度电，而每年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也仅有500亿度。可见为了减排，不仅不节能，反而提高了能耗！

  尽管在节能减排之路上，中国正坚定前行，但此番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中国问题，恰恰在于经济中存在的不稳定、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。所谓不可持续，就是指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。“十一五”规划确立的节能减排“硬指标”：到2010年，单位GDP能耗降低20%左右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%。如今这个指标尚有待完成，并且难度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愈加凸显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，导致了节能而不减排、减排却不节能，甚而使节能减排深陷困局？

  究其根本，原因有二：一是体制约束；二是技术选择。

  先看体制因素。在中央，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落实节能工作，而环保总局负责落实减排工作，又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节能的统计工作，如同“九龙治水”；在地方，目前仍有不少地区将GDP当作硬指标，把节能减排当作软指标，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，“宁可饿死也不呛死”。这就从体制上导致了节能不减排。解决体制约束，核心是将节能减排统一协调，一起控制，从前端污染源开始控制，通过协同控制能实现“节减”成本的最小化，而这些皆应由市场来负责。这个市场，是指重新发挥市场机制的市场基础。

  再看技术因素。导致这种悖论，与我们所采取的节能减排技术有关系。如果选定技术是在末端处理，会导致双重成本，将产生节能不减排、减排不节能的现象。但如采取了前端控制，则将会产生所谓的“协同效应”，既节能又减排。

　　就节能减排的措施而言，不妨借助贸易手段。如能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之同时，平衡贸易环境逆差，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节能减排手段。若将环境逆差降低为零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可完成6%，那不仅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，且可大大超额完成。有诸多包括出口退税、社会环节的节能减排的关税、出口限制等贸易手段皆可进行。

  破解节能减排悖论的症结，看来办法只有一个：切实加强节能减排的协同控制。这也就要求政策更有针对性，需要加快出台和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燃油税、资源税、能源税的激励政策，加大扭转环境逆差的攻坚力度，充分利用节能减排的贸易手段。惟此，方能真正确保节能减排取得重大的进展，从而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，纾解眼下困顿缠身的金融危机。

  （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）